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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从访民走向法律人

自学法律后,郑青提起了四起行政诉讼,三年过去,官司仍未了结。

今年45岁的郑青,曾经上访14年。跟很多访民一样,她的上访之路充满艰辛和痛苦。不同的是,她从上访讨说法转到学法、用法,通过两年的艰苦努力,2017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,正从一个访民走向一名法律人。

郑青说:“很多人信访不信法,其实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走出来。”

郑青是河南洛阳人,身形瘦削,头发花白。她讲话条理清晰,却显得小心翼翼。在高中同学王林(化名)的印象中,高中时期的郑青性格开朗,“是上访改变了她”。

郑青上访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: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事业单位,先是迟迟不能上班,上班后事业编制被人改成企业编制,好不容易恢复事业编制后又享受不了和同事一样的待遇。

1996年,郑青从洛阳大学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毕业,大专学历。那时候大学毕业生还由国家分配工作,郑青被分配到了洛阳市吉利区建管委(后更名为建设局、住建局)。报到后,领导说:“先等着吧。”

这一等就是5年。郑青几次三番要求工作,却没有任何结果。

2003年,郑青开始了第一次上访。那年她31岁。

2004年7月22日,按吉利区人事局局长的要求,郑青写下一份保证书:对分配的工作没有异议、自愿放弃此前的工资等所有待遇。随后,她被分配到吉利区市政工程处,具体工作是生产路面道砖,工资计件。

14个月后,因难以承受这项重体力劳动,郑青请病假回家休养。

2011年,市政工程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,职工要买断离职。

郑青偶然得知,自己本来跟这个企业没有关系,建设局有她的事业编制。

2011年年底,郑青开始了第二次上访,要求恢复事业编制。

2012年5月14日,洛阳市吉利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“决定由劳动局向市编办申请解决郑青编制问题……对郑青按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安排工作,落实相关待遇。”

事实上,郑青后来获得的证据显示,早在1998年7月,她就被分配到了吉利区“建管委下属”,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关系转移介绍信》“调出单位签章”一栏注明为“自收自支事业费”。

一周后,郑青到吉利区住建局下属的质检站工作。这一天,迟到了14年。

恢复事业编制的郑青,日子却并不好过。她发现,补发事业单位绩效工资、补发上调工资等,都比同事少几个月的。

要求解决无果,郑青开始了第三次上访。

郑青说,2004年到市政工程处时,工作很累,但觉得很满足,自己是农村家庭出身,有工作就好,不怕干活儿,最后累出了一身病。

“2011年刚知道自己有事业编时,一夜一夜睡不着觉,从家走到黄河边上,从天黑走到天亮,两条腿都麻木了。”回忆起那段日子,郑青忍不住失声痛哭,“我做错了什么?为什么我会遇见这样的命运?”

“补发工资,问领导为啥我和别人不一样,领导说你是企业过来的,从2012年回到住建局之日起算一切待遇。”郑青说,“我当时就哭了,不是你们的错误,我能去企业吗?”

郑青至今记得领导的态度:“给你恢复编制就不错了,我劝你见好就收吧。”

郑青气得大哭:“我见什么好了?给别人发一块,也给我发一块就行,为啥还要欺负人?”

很多人劝她,算了吧,事业编制恢复了,少发一点就少发一点吧。

郑青说,事关尊严,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。“钓鱼岛小吧,中国为什么决不放弃?”

郑青对上访的总结是:耗尽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年华,看尽了世态炎凉,阅尽了人间悲欢。

一次到北京上访,郑青在电话里问女儿想要带点什么,女儿说:“妈妈,我什么也不要,只要你。”女儿的话一下子击中了郑青心底最柔软的部分,她马上买了车票回家。

上访没能解决问题,反而加深了领导和她的矛盾。

领导公开对她说,再上访,工资停发,开除公职。背地里有人传话过来,再告状让你后半辈子永无宁日。

“那是她最苦最难的日子。”同学王林说,天天上访,领导肯定不高兴,家人也会有怨言。

同学小丽和郑青住的地方不远,晚上经常一起走路散步。那时,她听郑青说得最多的是领导怎么对她不好。“感觉她有点儿偏激,整天关注公交车爆炸之类的新闻。”

2013年8月23日,吉利区住建局出具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,对其诉求不予支持。

2014年3月,吉利区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维持了区住建局的意见。郑青在《意见书》上写下5个字:死也不同意。

按规定,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,可以请求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,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,30天内可以请求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核。再不服的不再受理。

郑青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复核。“对复核结果不满意再上访,就是非访,自己就会被拘留、训诫,所以我不敢复核、不敢上访。”

不能上访,开始上网。郑青在洛阳信息港连续发文,要求领导出面解决问题。更长篇幅的《青衣上访记》则记录了她上访的经历。

事情至此成了一个死结:政府部门认为程序已经走完,郑青则认为事情没有解决,但上访的路已经走到尽头。

2014年秋,郑青认识了家住洛阳市涧西区的张小平。张曾是幼师,家里办幼儿园。2013年,洛阳市修西环路时,她家被强拆。张小平提起了一系列诉讼,要求区政府信息公开,有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。

“刚见到郑青时,感觉她挺迷茫的。”张小平说,信访是背靠背,打官司是面对面——如果信访回复答非所问,信访人也没有办法。提起行政诉讼,起码可以把行政机关负责人拉到法庭上公平对话,让他正面回答法官和原告的提问。“我告诉郑青可以提起行政诉讼,她还挺惊奇的,问了我好多具体问题。”

那时的郑青一个律师都不认识,只能靠百度加自学恶补相关知识。

2014年9月8日,郑青向吉利区住建局申请公开补发自己绩效工资等事项的信息。此后,因对住建局答复不满,郑青向吉利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。区政府答复维持城建局的答复意见。郑青不服,向吉利区人民法院起诉吉利区住建局和区政府。

这是吉利区法院2014年受理的第一起行政诉讼,也是郑青学法、用法的起点。

郑青说,不会写起诉书,就在网上找了一份,照葫芦画瓢。

事实上,郑青同时提起了四起行政诉讼,另外三个是:要求吉利区住建局公开1998年党委会决议和“三公经费”,起诉审计局行政不作为。

四起诉讼的命运基本相同:吉利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,洛阳中院指令立案受理,吉利区法院报请指定管辖,洛阳中院指定新安县人民法院管辖,新安县法院再报请指定管辖。

折腾了4年,郑青只有一次机会站在法庭上,全程大约5分钟。

那天在新安县法院开庭,为了给自己壮胆,郑青叫上了一些同学。开庭前,她特意请教一位律师怎么发言,律师告诉她,实在不知道怎么说,就说一句话:“一切按法律规定办!”

郑青记得,人生第一次上庭,自己的声音都是颤抖的,“给自己打多少分?完全是一个法盲,你说能打多少分!”

官司没有结果,郑青受到的触动却很大。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:当上访无门,试图走司法途径时,才发现自己的无助,法律一窍不通,请律师无人愿意接行政案。开个听证会吓得连话都不敢回答,怕掉坑里,写个上诉状都不会,我真被逼急了,我自个过司考,我自个当律师去!

郑青说,重压之下,有人崩溃,有人新生。

2016年,她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。

这年1月9日,在江苏司考人王宏德(现律师)的指导下,郑青在淘宝上买了司考用书,开始了啃书的生涯。

没有目标,没有同伴,不知道怎么学,郑青说,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。没有报班,一天看30页书,听两堂免费课,一道真题也没有做。

2016年,郑青考了275分,那年全国合格分数线360分。

失败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。接下来的一年,郑青发奋学习,工作日下班后的18点到22点是黄金时间,她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学习。周末两天全天在办公室学习。为了节省时间,晚饭就是啃烧饼、喝点水或豆浆。为不影响孩子休息,她从办公室学完后再在小区的路灯下背诵一个小时。

为挤出时间学习,她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放了一张桌子。有人来办事马上能看到,不会耽误工作。

在很多人眼里,郑青是“走廊里的老学生,路灯下的老太太。”

很多人不理解。老娘说:“44岁了,早干什么去了,出洋相!”

一些老阿姨说:“这么大岁数,还学什么呀,照顾好老公孩子就可以啦。”

学这些老人说话时,郑青改用了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还略显夸张地拖长了声音。“风凉话我听了几箩筐。很多人三十岁没了梦想,四十岁等待死亡,我不想那样。”

郑青制定了学习计划,贴在办公室的墙上,完成一个月撕下贴上下一个月的。“我成了法痴,天天讲法,天天想法,中午看‘今日说法’。”

有人问她:你为啥这么拼命学习?

郑青说,经历过上访,你就会知道学习是最轻松的事,因为你不需要求任何人。

2017年11月21日司考可以查分,郑青紧张地不敢查。一直支持、鼓励她的家人安慰说:“过不了是情理之中,过了是意外之喜。”

这一年,司考分数线360,郑青考了362分。知道成绩的那一刻,郑青喜极而泣。

10点16分,郑青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成绩截图。

第二天一早,难掩激动心情的郑青在朋友圈发文说:“昨天司考过关,姐成法律人啦。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怀。一路走来,有多少眼泪和汗水,致人到中年努力向上的我们!”

两年的司考,让郑青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司考后,她自我推荐做了中国刑事大讲堂(微信群)主持人,每次义务联系、协调讲座嘉宾,由此认识了全国近千名律师,并与很多著名律师成为微信好友。

朋友圈里,郑青转发了很多公众关注的案件。“以前我经常说这事一定怎么样、肯定怎么样,现在我只能说可能会怎样、应该会怎样。”

张小平见证了郑青的成长。“她在我们的维权群,刚开始不怎么发言,发言也说不到点儿上。后来参与讨论,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,很有见地,加上声音好听,一些群友私下叫她‘女神’。”

郑青也在与过去和解。司考通过当天,丈夫第一句话就是:辞职吧。中午吃饭庆祝时丈夫说:“放下过往,开始新生活吧。冤冤相报何时了,要感谢你的单位与领导,要不是他们,你怎可能有今天。”

郑青说:“从那一刻起,我已经决定放下怨恨,开始新的生活。过去我身上有很多戾气,人也有些偏激,现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了。无论我将来做什么,我都感谢学习法律的日子,是学法让我从感性变成理性,让我蜕变和新生了。”

那天,郑青给吉利区住建局局长、信访局局长等人发了短信,告诉他们自己通过了司考,并表示真心感谢。

“收到短信时,我很意外,也很温暖。”吉利区政府法制办主任宋煜伟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,“我当时正在开会,还是立马回复了她,祝她的人生越来越精彩。”

宋煜伟曾任吉利区司法局副局长,参与处理过郑青的上访。转任法制办主任后,他代表政府部门作为被告参加郑青提起的行政诉讼。

“我们多次对簿公堂,但公是公,私是私,她有困难我们要尽可能解决。”在宋煜伟看来,以前的郑青有股犟劲儿,钻牛角尖儿,视野也不够开阔。换位思考,这也可以理解。“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,过不去司法考试。郑青在维权中不断学法用法,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也是必然。”

郑青也对过去进行了反思,过去关注杀人案、公交车纵火案,脑子里闪过报复别人的念头,其实现在想来自己也感到后怕。“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出来。”

2016年4月30日,为争取非全日制非法律本科人员参加司法考试的权利,郑青起诉了司法部,要求公开相关信息。“虽然最终败诉了,但我并没有遭到报复。”郑青说,这是法治的进步。

2017年12月5日,郑青的四起行政诉讼有了最新进展,洛阳中院指定孟津县人民法院管辖。郑青对结果反而没有以前那样在意了。

在一个“非全日制非法本维权群”里,时不时就有人讨论“为什么要参加司考”,答案五花八门。

郑青说,为了中国法治。“这不是大话,这是一个人到中年的访民心里最真切的想法。”

2017年12月19月,郑青在洛阳市司法局申请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,第A00188号——洛阳A证第188人。

2018年1月4日,郑青的微信公众号“青青正在说法”正式开通。

郑青不愿面对镜头。她说,“帮我宣传一下微信公众号吧。法治中国,需要人人参与。”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刘万永文并摄 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18年02月01日 06 版)

责任编辑:桂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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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民进党执政到底给了台湾人民什么?台网友一字妙答

蔡英文。(图片来源:台湾《中时电子报》)

中国台湾网3月22日讯 民进党执政快2年,但民众怨声多,岛内资深气象专家李富城今(22日)在脸谱网(Facebook)表示,物价电价油价都在飞涨,污染的空气越来越严重,肺癌患者年年增加,军公教年薪大砍,还在斗争,拼命夺权夺利,提问说:“民进执政,到底给了我们什么?”网友留言回复:“梦!”并称佛洛伊德说,做的梦到隔日之后遗忘率约80%,提醒大家要清醒点!

李富城日前才表示“台湾真的是个鬼岛”,民进党执政党员薪资肥嘟嘟。今日再度有感而发表示,“物价电价油价都在飞涨,污染的空气越来越严重,肺癌患者年年增加,军公教年薪大砍,还在斗争,拼命夺权夺利,每日喝的是红酒,吃的是法国餐,什么都不会,则能年薪250万(新台币),这就是民进党”,质疑“民进执政,到底给了我们什么”。

网友留言表示:“民进执政,到底给了我们什么?梦!佛洛伊德说,做的梦到隔日之后遗忘率约80%。”“说核废料很毒,却要进口核食;说火发很干净,却隐藏不了现实状况的污染;说太阳能很干净,却掩饰不了水污染及缺水的囧态;说风力发电很好 却抵挡不了扰人的低频噪音”。(中国台湾网 李宁)

来源:中国台湾网

责任编辑:张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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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相亲节目少点噱头才能多点格调

相亲节目不是不能做,相反,因为这个话题涉及两性关系、代际矛盾、门第观念,自带流量,自古以来都是热门话题。但是,节目组必须明白一个道理,综艺节目不是仅仅呈现事实的新闻报道,更重要的是体现引导与价值观。

▲《非诚勿扰》节目截图。

文|二号少女

相亲节目里的“父母”总让人感到不适

感觉从我还未成年的时候,就在看孟非主持的《非诚勿扰》。当年最早一批站在台上的女嘉宾,也不知道过得怎样。但不管当年如何,她们好歹是自己来相亲,不管挑男嘉宾也好,还是被男嘉宾挑也好,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。现在的相亲节目,流行带爸妈一起上场。

去年,金星主持的相亲节目《中国式相亲》就“制造”出了一批奇怪爹妈。有的妈妈找儿媳妇坚决不找手凉宫寒的,有的妈妈直接批评女嘉宾年龄大、颜值低。而今年开始这档节目改名为《中国新相亲》,主持人换成了张国立,帮子女“挑人”的家长也从男方家长变成了女方家长。

和《中国新相亲》“撞车”的是孟非挑大梁的《新相亲时代》。这个节目跟《中国式相亲》差不多,也是带着父母家人一起来相亲,所不同的是,这次是让女方父母来打量男方。

本以为孟非也做了这么多年相亲节目了,《新相亲时代》或许真的会带来新的惊喜。结果,还是很大很大的惊吓。那些来相亲的男士,那些有一脑子奇谈怪论的爹妈,丝毫不考虑观众的感受,继续奉献着“糟心的故事”。

比如,有一位56岁、声称来自法国巴黎暂时定居成都的大叔,口口声声要找年轻貌美颜值高的妹子做另一半,声称如果女孩视觉上没有美感何谈感情,在他看来,这很荒唐。

而对自己到底有多大,这位男嘉宾三缄其口,打死都不说。直到在孟非穷追猛打之下,他才公布了自己年龄——马上就56岁了。在看到自己的年龄暴露之后,他问了女嘉宾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“婚姻被年龄和物质绑架以后是幸福还是灾难?”为何他那么在意女嘉宾的年龄,却要求别人忽视他的年龄呢?想来十分可笑。

不过,我觉得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是,来参加相亲的女孩子们真的挺让人觉得不错,她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,有博士、有硕士、有上市公司高管……不管颜值高不高,清一水地把自己捯饬得干净利索、端庄大方。难怪每次相亲节目一出,都会出现“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”之类的话题。

在电视屏幕上呈现出来的相亲市场,是一种挑剔、歧视,甚至是践踏个性尊严的存在。

电视节目呈现客观现象,更要善于引导

从这两个相亲节目来看,嘉宾展现了很多不太正确、或者说不太现代的婚恋观,没有把双方放在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上。每个人或许因为人生经历、教育水平、个人性格等原因导致他们在婚恋观上有所限制,观点存在偏见。这是社会现实,我们承认,但问题是,节目组不能听之任之,让这些奇葩的价值观停留在舞台中央。

眼下这些相亲节目,看完之后,除了让人感觉一地鸡毛,强化了固有的偏见之外,似乎没有什么收获。相反,网上一批与他们价值观趋同的粉丝们,还纷纷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打气。

我有一个前同事,30多岁了也没有女朋友。他现在在一个小地方的事业单位工作,月收入3000多块钱。别人催他找女朋友,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我现在有房有车(均是父母买的),依我的条件,现在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?都是我在挑她们,轮不到她们挑剔我。真不知道这种迷之自信,来自于何方。

这样的观念,现实中不少见,而电视台、节目组也没有对这些奇奇怪怪的价值观进行引导。一些节目组,为了收视率、博人眼球,甚至不惜放大这些奇怪言论,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。

相亲节目不是不能做,相反,因为这个话题涉及两性关系、代际矛盾、门第观念,自带流量,自古以来都是热门话题。做了,就有人看。但是,节目组必须明白一个道理,综艺节目不是仅仅呈现事实的新闻报道,综艺更重要的是体现引导与价值观。

《非诚勿扰》里的黄菡老师为何让很多人记挂,不就因为她比较端正的价值观?她轻声细语的一两句话,随时准备将“歪楼”的男女嘉宾拉回来。孟非也好、金星也罢,都是相亲节目的“老司机”,对现场与话题的把控能力都超强。遗憾的是,近年来相亲节目的呈现,大多仅仅让那些奇葩言论在舞台中央肆意喷洒。能不能有点格调呢?

□二号少女(媒体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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